“国梁，你记得咱们胡同刚装监控的时候，李婶说什么吗？”
沈国梁记得。当时要在公共区域装摄像头，李婶坚决反对：“整天被机器盯着，还叫过日子吗？”
后来是赵明反复解释：摄像头只在公共区域，不拍住户家里；数据存在本地，不上云；除了安保需要，谁也不许随便调看。
李婶才勉强同意，但加了个条件：“要是让我发现你们乱看，我全给你们砸了。”
“李婶要的，不是法律条款，是‘我信你’。”沈墨说，“现在的问题就是——技术跑得太快，人心没跟上。”
“那怎么办？”
“两条腿走路。”沈墨竖起手指，“一条腿，定规矩，这是冷的；另一条腿，建信任，这是热的。缺一不可。”
第二天，联盟“数据伦理委员会”成立，沈墨担任名誉主任，徐雅君任主任，赵明、小苏、各成员单位代表，甚至请了两位法学教授、一位伦理学家当顾问。
第一次会议就在胡同工坊的体验车间开。长条桌上摆着笔记本电脑、法律条文、还有李婶准备的茶点——她说：“谈这么严肃的事，得吃点甜的，不然心里苦。”
会议第一项：制定《准则》框架。
这章没有结束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！徐雅君先抛问题：“数据收集，底线在哪？”
一位法学教授说：“法律底线是‘知情同意’。但同意要做到什么程度？是泛泛的‘我同意’，还是具体的‘我同意收集我的起床时间、做饭频率、卫生间使用时长’？”
小苏苦笑：“如果列这么细，可能没人会同意。”
伦理学家发言：“所以需要分级。基础数据——比如是否在家、是否活动——可以泛同意；敏感数据——比如具体行为轨迹、健康指标——必须具体同意。”
赵明调出胡同的系统：“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分的。基础监测用红外传感器，只知道‘有人在动’，不知道‘谁在动、怎么动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