林工不说话了。
徐雅君知道，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冲突：自上而下的系统整合，与自下而上的社区自治，难以调和的冲突。
“我们能不能……”沈浩试探，“做一个折中方案？我们自己也建一个数据平台，只收集必要数据，而且完全由工人自己控制。然后，把脱敏后的汇总数据，共享给城市大脑？”
“技术上行得通。”赵明说，“我们可以用区块链做分布式存储，数据存在本地服务器，工人自己掌握密钥。需要共享数据时，工人临时授权，用完即焚。”
“但管委会会同意吗？”陈默怀疑，“他们要的是统一、实时、完整的数据流。我们这种‘有限共享’，不符合他们的要求。”
徐雅君想了很久。
“也许，我们不该把这件事看成‘对抗’。”她慢慢说，“而应该看成‘补充’。”
所有人看向她。
“城市大脑要的是宏观数据，用来优化城市管理。这是必要的。”徐雅君说，“但工人也需要微观数据，用来改善自己的生活。这也是必要的。”
她站起来，在白板上画了两个圈：“我们可以建一个‘建设者数据舱’——小型、本地、去中心化的数据平台。工人自愿加入，数据自己管理。
这个数据舱与城市大脑对接，但不是单向输送，而是双向对话。”
“双向对话？”林工问。
“对。”徐雅君点头，“城市大脑可以问数据舱：‘这个片区的工人普遍需要什么技能培训？’数据舱汇总工人意愿后回答：‘需要焊工和电工培训。
’但不会具体到张三需要焊工、李四需要电工。城市大脑得到宏观需求，安排资源；工人得到培训机会，提升技能。各取所需，各保隐私。”
索菲亚眼睛亮了：“这是一个‘数据联邦’模型！每个社区（数据舱）掌握自己的数据主权，只在必要时与中心系统交换有限信息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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